知名翻译家、文化史学者、诗人杨宪益先生。
    1915年1月10日，杨宪益出生于天津日租界。1934年杨宪益到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认识了后来与他相依相伴数十年的妻子，英国传教士的女儿戴乃迭。1940年，杨宪益夫妇回国。
    2009年11月23日，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在国内外翻译界和文化界都享有崇高威望和相当影响力的杨宪益先生走完了他95年充满坎坷曲折的人生之路，因病去世，令全国翻译界和文化界都深感哀痛。纪念杨宪益先生，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丰功伟“译”。杨先生一生译著等身，他与夫人戴乃迭携手合作，共同翻译了上百种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创造了中外翻译界的奇迹。纪念杨宪益先生，我们应缅怀杨宪益先生的丰功伟“译”，赞美杨先生在中译英翻译领域的高超艺术成就，肯定杨先生在中国对外翻译事业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然而，在我看来，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些事情上，那又是不够的。认真思考、深入探讨“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这恐怕是我们在纪念杨宪益先生时更应该关注的问题，因为杨先生终其一生孜孜以求的正是为了让中国文学、文化能够“走出去”。
    也许我们永远不该轻谈霍克思与杨宪益之译本孰优孰劣。当我们多少了解了一些译者的命运时，就更不该妄加评判　
　　11月23日，95岁的杨宪益病故于北京；此前的7月31日，86岁的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在牛津去世。短短五个月内，世界上最著名的两位《红楼梦》英译者先后亡故。
　　20世纪70年代，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Gladys Margaret Taylor)合译的《红楼梦》与霍克思译的《石头记》几乎同时出版，三人皆因此获致巨大声誉。后人或会猜测杨家与霍教授之间存在着某种竞争关系，当年必如武侠小说中常见的高手对决，非要分出个雄雌。然而这并非事实：杨霍分居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又因冷战隔绝，故而各译各的，对对方的工作几乎一无所知，更谈不上什么竞争的压力或发奋的动力。相反，霍克思与杨宪益英雄相惜，两家人日后亦结下厚谊。杨宪益先生晚年在海外出版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White Tiger)，即是由霍克思的女婿、接续译完《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作序。
　　两本《红楼梦》译本，两种情境
　　但杨译与霍译并非不可对照甚至对比。事实上，三十年来，述及两种译文比较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可谓汗牛充栋，不仅事关翻译技巧，对译本背后传达出的文化背景乃至意识形态亦多有论及。
　　有人说杨宪益采直译，霍克思取意译。实际上并非如此。两人当然都是直译，只是意趣不同。概括地讲，杨译简练，但略显苍白，文采不足。霍译虽饱满、耐读，却也有落口罗嗦与过度之嫌，有时甚至自由发挥、添枝加叶。
　　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副教授张南峰在所著《中西译学批评》一书中，举《红楼梦》焦大发酒疯一段，将两译对照，指出，杨译过于整齐，有些字眼太“严肃”，“令焦大显得像正气凛然的英雄，而不大像口吐狂言的酒鬼”，霍译有些段落虽“在字面上离源文较远，但这种俚俗的语言和人物性格相当配合”。霍甚至煞费苦心，将中式度量单位转换成英制，为此不惜调整数字，亦别出心裁，在字体和字号上多变花样。
　　张南峰大概不知，按当时的标准解读，焦大是劳动人民，属正面人物，发酒疯也是批判腐朽没落阶级，自然该正气凛凛。
　　张引原著例句：“众小厮见他太撒野了，只得上来几个，揪翻捆倒，拖往马圈里去。”曹雪芹没有写明焦大被拖走时脸朝上还是朝下，霍克思却在此处加了半句：“and throwing him face downward on the ground”(脸朝下掀翻在地)。张南峰认为：“这个姿势会令焦大痛苦不堪，却令看热闹的读者乐不可支。”
　　不过，一触及书中的性事或亵语，杨宪益便不那么忠于原文，不仅能省则省，能略即略，甚至多有洁净，至原著粗俗难耐处，宁可多落个一句半句也不可惜。霍克思则全不避讳，予以充分还原，在处理薛蟠的著名春诗时，还额外给句中的性器加了一个“big”。
　　关于杨霍两译所呈现的两种面貌，张南峰解释说，实因两国翻译理念不同所致。英国讲究可接受性，而中国的翻译规范使杨宪益和戴乃迭倾向于充分性；另一层原因，则因红楼梦在中国人心目中崇高甚至神圣的地位，“更何况这部作品是最高领导人评价很高的”。1980年，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座谈会上，戴乃迭说，她觉得杨宪益给自己的自由太少，译得太直，太缺乏想象力，而他们钦佩的霍克思则有丰富得多的创造性。
　　霍克思个人喜好译书，他本人也以向读者传达阅读乐趣为己任，因而更重译文之可读性。而杨宪益夫妇在外文局工作，“是政府公务员，受政府的委托从事翻译。所以，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各个领域的官方规范的制约”。出版其译本的外文出版社也是非常官方的，然而该社的产品其实很难进入真正的英语文学市场，“其翻译出版工作的实际效果，是提升中华文化的自我形象多于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地位。这就是说，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红楼梦》，是由来源系统发起的，主要是给来源文化中的读者看的。所以，译文没有很大必要遵守目标系统的文学规范，却很有必要遵守来源系统的各种规范。” 张分析说。
　　然而说到底，杨宪益从不是一个很拘谨的人，比起霍克思来，生活中的他更喜笑谑，由于嗜酒，朋友们赠以别号“酒仙”。1968年4月他因“帝国主义特务”罪名被捕时，还与戴乃迭整晚在家中喝酒，太太喝过就睡了，杨先生继续，孰料喝到一半就被带走。入监时，同号的犯人闻见他身上的酒气，以为这老头子喝多了在外面闹事，才被抓来。坐了四年大牢，经历了无数次提审和信以为真的假枪毙，杨宪益终于被释放回家，四年前喝剩下的半瓶泸州大曲还在桌上，却早已发黄而不能续饮。
　　特殊时代下的翻译人生
　　1915年1月10日，杨宪益生于天津名门，1936年入读牛津大学，1940年携英国女友戴乃迭回国，在贵阳、成都等地短暂任教后，入国立编译馆，受主事的梁实秋委派，着手英译《资治通鉴》，从此以汉语经典英译为终身事业。杨宪益译一稿，戴乃迭润色校改，夫妇合作无间，获得举世称许。“50和60年代，对那些在困难中研究中国文学的西方人来说，他和乃迭已是当时的活传奇。”闵福德在《白虎星照命》的序言中写道，“若无他俩及其丰富的翻译成果，我都不知道我们该如何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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