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不仅是一位作家，还是一名翻译家。他是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普希金的《复仇艳遇》及基希的《秘密的中国》的中文译者，其译文准确、平朴、流畅、自然，保持了西语文法，又力求明白易懂。左联时期，周立波最重要的文学成就，除了散文写作之外，就是发表文学批评与外国文学的评价文章，他还集中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周立波在文学翻译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对报告文学的译介。他翻译的《秘密的中国》在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中引起热烈的反响，对中国的报告文学影响深刻。周立波曾经在鲁迅艺术学院当教员，讲授“名著选读”。对于他而言，研读和分析外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是对外国文学的另一种形式的译介。事实上，正是在鲁艺工作期间，几乎在讲授名著选读的同时，周立波开始了小说创作。
 
说家的周立波，在创作小说之前，曾经是一位多产的报告文学作家。在此之前，周立波又是以国际报告文学名著的译者与报告文学理论研究者的角色出现于文坛的。
　　一
　　我国现代报告文学，可以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这种交流是双向的。一方面我国仁人志士和进步的文化人，远赴他国，撰写域外题材的报告文学，如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周恩来的《旅欧通讯》、瞿秋白的《赤都心史》、邹韬奋的《萍踪》系列等；另一方面是国外的报告文学理论和作品被翻译介绍到国内。在被译介的国外报告文学中，有两部作品是颇为特殊的，也是最具影响的。一是胡仲持等翻译的美国埃德加·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一是周立波独译的捷克德语作家埃贡·埃尔文·基希所著的《秘密的中国》。这是两部国际友人所作的关于中国题材的报告文学。就知名度而言，显然《西行漫记》要比《秘密的中国》大，这或许是由于《西行漫记》所报告的题材，对大众更富有新鲜感和刺激性。但如果从报告文学本体角度而言，则我以为《秘密的中国》对我国当时的报告文学更具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源于多个方面。一是基希是“现代最大的Reporter”“ 创始了他独特的报告文学”。[1]基希作为国际报告文学的开拓者，他有一种独特的“名人效应”。二是《秘密的中国》，它提供了报告文学的某种范式，具有独特的文体意义。诚如冯牧指出的那样：“被视为报告文学典范之作的《秘密的中国》”，“它虽然由二十几个可以独立成篇又互有联系的短篇所组成，但几乎每一篇都具有十分鲜明的主题和独创的艺术形式；它们既不是人物特写(虽然其中也写了人物) ，又不是生活素描，也不是抒情散文。它们就是报告文学，具有崭新的艺术性格的报告文学。”[2]三是《秘密的中国》典型地体现了报告文学的文体功能。作为“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3]的报告文学，它一开始就以社会批判者的姿态出现于文坛和社会。对于有社会意识的报告文学作者来说，他肩负着斗争和艺术的双重任务。他要用“最轻便、最直接、最迅速”的报告文学这一形式去履行“把资本主义的腐败、军事的阴谋、法庭的明知故犯的罪恶、社会上的压迫和剥削……暴露了出来的所谓‘逐臭之夫’(Fouillemerde) ”[4]的社会职责。《秘密的中国》“这书里的二十三篇文章，描写了上海、北平、南京三处地方的社会状况。这中间有榨取中国的帝国主义者的丑态笑剧，有受难的中华民族的悲剧。”[5]它所反映的是国际报告文学中的基本主题。
　　正是由于上述诸种原因，所以《秘密的中国》译介后，很快就赢得了很大的反响。有评论者称它“是一本惊人的书”，“像《秘密的中国》这样兴奋而有意义的书却很少见，基希的贡献无疑地是伟大的，值得我们的称颂。”[6]这部作品直接影响了我国现代报告文学的创作。对此，林非在《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中作过总体的表述，他指出《秘密的中国》“这部揭示中国问题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在当时的中国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重视，被很多人当成是学习撰写报告文学作品的榜样，对于当时报告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起了相当重大的推动和鼓舞作用。”作为这种影响的注释，著名报告文学家黄钢在《我怎样写报告文学》中认为：“基希的冷静的风格及其对于旧中国旧社会辛辣的揭露和嘲讽，对于我那时的文学进修发生过深刻的影响。”据说，鲁艺文工团员在奔赴抗战前线时，许多人都带上手抄本《秘密的中国》，并在行军中竞相背诵《纱厂童工》、《黄包车！ 黄包车》等篇章。[7]这些具体的个例，生动地表明《秘密的中国》影响之甚了。
　　由此可见，周立波翻译《秘密的中国》其功卓然。这是他对现代报告文学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贡献。我们检索周立波的文学活动历程，可知他是一个有成就的翻译家。翻译外国文学是周立波30 年代文学活动中的主要工作之一。但真正给他带来盛誉的是翻译《秘密的中国》和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而尤以前者为最。译介《秘密的中国》表明周立波对译作具有独具慧眼的见识。这种见识，体现为译者在择取译作时有一种独到的发现能力。《秘密的中国》原著成于1932年。到1936 年4 月5 日始有周立波先以单篇的形式分别译发于《申报周刊》、《通俗文化》、《文学界》等报刊上。周立波译他人之所未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基希“带着充分的理解，和炽热的同情，描写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正被人恣意宰割，放肆欺侮的时候，基希的这种同情和理解，使我们格外感动。他是中国的真挚的友人，是中华民族的亲切的知己。”[8]可以说，周立波是怀有感激的心情翻译基希作品的。这种感激反映了被欺侮、被宰割的中华民族对于主持正义的国际友人的共同情感。同时，周立波翻译基希的作品，也是基于一个文学家对于报告文学家标高的指认和引导。30年代中叶是现代报告文学创作的繁荣期。“小说的地位几乎被报告速写所代替”[9]    ，“ 既成的作家(不论小说家或诗人或评论家) 十分之八九都写过几篇报告”，“报告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的主流了。”[10]但报告文学也面临着一个如何提高的问题。正如沈起予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人一天天地加多，但许多人尚只作到‘报告’而不曾作到‘报告文学’”，报告文学还需要有“一个量与质的转换”[11] ，要实现这种转换，从主体角度而言：“报告者除了一般的文学知识必须具备外，外国的报告文学家们的写作是值得我们用心观摩的。”[12]对此，周立波是有认同的。他把基希作为“模范”，推荐给中国报告文学界。他认为基希“在轻快的笑谈间夹着逼人的严肃的风格，他渊博的知识和强烈的正义感，不负他的盛名，使他成为中国新起的报告文学者的良好的模范。”[13]除了以上这两个原因外，我以为周立波译介《秘密的中国》其深层的动因，还在于他作为无产阶级的文学家，对于国家民族的命运更负一种历史的责任感。报告文学是一种政治色彩相对浓郁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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